今年,上海市委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一号课题。弗里曼人上海下定决心建设科创中心,并点题“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环境的营造、科创人才的培养无疑是重中之重。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近日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邀请,来沪参与第二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本报记者在此期间专访了这位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他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上海培养年轻一代科创人才支招。在他看来,政府鼓励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是中国崛起的自然需求,并不是人们所想的提升就业率这么简单。

理查德·弗里曼现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法学院“劳动与工作”项目负责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斯隆科学与工程劳动力项目负责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劳动市场高级研究员。弗里曼的研究领域包括工会规模的增减、外来移民的影响、贸易中的不平等、转型经济学、收入分布及犯罪等,迄今已发表了300余篇论文和三十余本专著。

今年,上海市委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一号课题。上海下定决心建设科创中心,并点题“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环境的营造、科创人才的培养无疑是重中之重。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近日来沪参与第二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本报记者在此期间专访了这位劳动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他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上海培养年轻一代科创人才支招。在他看来,政府鼓励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是中国崛起的自然需求,并不是人们所想的提升就业率这么简单。

不是提升就业率这么简单

当得知上海除了积极响应国家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号召外,今年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弗里曼表示很赞成这样的做法。

记者顺势提出,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府鼓励创业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升就业率。对此,弗里曼表示,绝对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政府为何鼓励创业创新。他表示,虽然提升就业率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鼓励创新、创业是中国崛起的自然需求,能够帮助中国提升国力,而年轻人就是未来提升国家力量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创建伊始并不会提供非常多的就业岗位,这些企业大多是只有两、三人的小公司。”所以,“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就业率”一说,在弗里曼看来并不准确。

此前有年轻创客表示,目前国内科技创新主要还是基于商业模式的再创造,缺乏“从零到一”的开源项目。弗里曼表示,哪怕是在美国,做“从零到一”的创业仍是非常困难的。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科技创新都是技术两两合作,或多边合作的成果,很少有人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一项创新。

“今天,大部分的创新都是一种再创造,在自家车库内完成一项从无到有的发明正变得愈发困难。”弗里曼表示,大学教育对科技创新依旧至关重要,很多学生正是在课堂内学了商业知识和科技知识后,融会贯通或是灵光闪现来获得创业点子的,“要记住,辍学并没有那么酷。”弗里曼表示,中国有非常多供年轻创业者互动、交流思想的创业园区,在孵化器中,不同创业观点的碰撞一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科技内容,会让科技和商业的融合更加成熟,“让商业参与科技从来都不是坏事”。在谈到上海如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时,弗里曼表情变得稍显严肃。他说,创业最需要勇气,大部分创业者在年轻时就开始创业,因为他们敢冒风险。但创业者需要学会欣赏失败,从失败中创业者会学到特别多的商业技巧,更加明白何为创业、何为创业者。弗里曼很赞赏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创业,但更希望政府能直接帮助年轻人找寻合适的创业领域。“我认为创业者不是生而有之的,需要靠后天激励和培养。”

弗里曼认为,中国目前阶段最擅长的还是不同技术的整合再造,也就是集成型创业,这并非单纯地复制或是山寨。“新点子是无穷的,任何已经成熟的想法相互结合就会有新创意。”

不是科创建设减速器

劳动力减少意味着老龄化人口的增长,而上海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迈入老龄化的城市人口,会成为建设科创中心的一大挑战吗?

对此,弗里曼表示上海应该“放宽心”。他表示,许多国际大城市都需解决人口老龄化后如何让老年人继续工作、如何安置老年人口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人均退休年龄,“真的太年轻了,还没变老就退休了”。美国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一些领域更是达到70岁,“只要身体健康,就能继续工作”并非夸夸其谈。

然而,弗里曼也指出,上述概念对白领阶层比较适用,对于蓝领则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首当其冲就是健康因素。此外,弗里曼还提出,蓝领工人正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挑战,尤其是被一些劳动速度远超人工的机器所替代。不过,他也建议蓝领们可以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机器,把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经验带到智能机器人的操作中去。上海站在科技和经济的前沿,会有很多资源实现蓝领工人的职责转换。

此外,弗里曼认为蓝领工人在年龄增长后也可直接改换职业。“对卡车司机来说,你只是老了不能再驾驶大型卡车而已。我们看一下运动员,他们的职业生涯或许在40岁甚至30岁就结束了。”他表示,正如职业运动员退役转型一样,正在步入老年的劳动力也可以进行职业转型,“换一份工作,但是继续工作”。因此,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弗里曼认为任何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应该设立一个大型研究项目,让经济学家、人口老龄化专家、机械工程师、机器人设计师坐在一起探讨出路在何方。

弗里曼说,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要解决老龄化,首先要让老人依旧有工作可做,而政府在这方面就要承担起鼓励迈入退休年龄的人再多尝试工作几年的责任。尤其对于体力劳动者或蓝领,企业和政府都可以设置一些项目,或者成立行业训练协会,各方携手一起为正要退休的低收入者培训新技能,由政府引导老年人参与新的社会活动。“你不知道哪一天,老年人依靠他们的经验,就会在新工作中迸发出怎样的新点子。”

采访时,弗里曼多次强调,应对人口老龄化没有捷径,不存在任何“速成疗法”,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严肃的话题,需要长期、严谨的学术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他表示,即使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非常适合老年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他并不确定他国模式是否适合中国、适合上海。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fisichellamotorsport.com/,卢克-弗里曼

也能培育新创业者

在金融市场,有专家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会给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带来压力,因为汇率提升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也随之提升,制造业价格优势将不明显,或遭重创。弗里曼却表示,挑战会让制造业产生变革,而这一变革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人才。

他认为,对制造业来说,本国货币国际化程度越大,制造业的出口势必会遇到更激烈的外部挑战。而另一巨大挑战则来自机械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因为机器人在中国工厂内的数量正日益增长。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近几年正在不断减少,这是机器逐步取代人工的自然变化过程。随着国家的发展,参与制造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所以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城市中来自偏远地区的低收入劳动力将如何适应新机器,不被机器人取代。弗里曼告诉记者,其他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中国的邻国韩国。“国家发展速度快,个别产业要跟上国家整体脚步进行升级换代真的并非易事。”弗里曼说,依旧处在快速发展期的中国应该从中得到警示。

此外,弗里曼也提到美国在制造业和动力转型中也遇到过类似困难。当制造业对人力劳动的需求降低时,一些人认为是贸易差额导致,另一些人认为是人工智能夺去了人类的工作机会。他认为对中国来说,未来下一步,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型行业,从事销售、市场、服务等基础性工作,也会有不少人成为个体私营业主,其中有大批人势必会继续涌入上海寻找机会。“这将带动劳动力构成的改变,也是劳动人口转型成为创业者的一个推动因素。”